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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留学生的奇幻漂流


点击:197 作者:逆谑计算机公司 日期:2020-04-17 08:35:42

原标题:海外留学生的奇幻漂流

掂嫉实业有限公司

那时候的他们,或沉默或行动,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挂念不平静的家乡。现在——在全球确诊病例近两百万时——留学生们在异地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静,他们被夹在中间,无所适从。

文 | 张梓涵 郑丹

编辑 | 萧祷

运营 | 小翠

北京时间2月6日深夜,夏小桦正在物理课上走神。她在芝加哥,今年大二,这是她在美国留学的第二年。

她低头,偷偷打开手机,准备刷朋友圈,看到上方弹出的关于国内新冠疫情的新闻推送,呼吸一滞。

讲台上,高个金发的老师滔滔不绝地在讲自旋粒子间的相互作用,讲台下,夏小桦深深吸气又深深叹气,压低帽子低下头,想把快要忍不住的眼泪憋回去。她觉得很无力,很想哭,有种自武汉封城以来,所有国内新闻带给她的冲击都在此刻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感觉。

她打开电脑登录微信,跟朋友姜杉聊天。姜杉在波士顿,也念大二。从国内疫情爆发开始,“哭”这个字眼,在夏小桦和姜杉的聊天记录中,存在感直线上升。

物理课下课,夏小桦去和同学吃饭,她试图用英语讲述这一切,但看着对面同学一边点头,眼里一边闪烁疑惑的光芒,她还是选择插科打诨,以吐槽物理老师结束了对话。

同学离开后,夏小桦一个人沉默了很久。她掏出电脑,默默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,咨询室人手紧缺,面谈排在了三月底。她打开家庭群,给在北京的爸妈发了条消息,“你俩以后每天给我报备身体情况”。

等到3月20号,她终于跟心理咨询师说上话的时候,和2月初的世界相比,一切仿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疫情在世界各地相继爆发,之前从海外运物资回国的路线上,开始有物资被原路运出,学校的课程也转到了线上。家庭群里,夏小桦她爸艾特她,“你妈让你每天跟我们报备一下”。

心理咨询改成了电话,听着咨询师“我们能如何帮助你”的关切询问,夏小桦突然有点不知所措。她脑子里闪过很多事情——价格飞涨的机票,离家一万多公里的距离,身边已经买好机票动身回国的同学,学生会组织捐钱捐口罩的努力,不知道会不会关闭的宿舍,特朗普推文中骇人的字眼,和妈妈几天前发来的在家蒸花卷的照片——她不知道从何说起。

两个月前,中国对于夏小桦,和数十万中国海外留学生来说,是家人所在的地方,是令身处异国的他们揪心的对象。英国读研的阡陌参与母校武汉大学发起的物资筹集,献出了一点微薄之力;研一的单玉洁看到荷兰街上的中国面孔受到不礼貌对待,发起设计贴纸宣传口罩文化。

那时候的他们,或沉默或行动,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挂念不平静的家乡。现在——在全球确诊病例近两百万时——留学生们在异地的生活突然不再平静,他们被夹在中间,无所适从。

夏小桦选择离开大学宿舍,在学校附近租房,和其他选择留守的人一起在世界各地原地“卧倒”;姜杉选择回国,和她飞机上的三百个乘客,以及其他世界各地选择回国的留学生们一样,踏上奔波的回家路。

在这之中,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小留学生,他们还未成年的时候就离开了家,去到世界各地读书生活。

3月中旬,日渐上升的确诊数字没能打乱寄宿家庭的春假计划,在密西西比读高三的黄依依跟着住家一家三口去了亚特兰大旅行。旅行途中,她看着亚特兰大确诊四十几例的数据,悄悄戴上了围巾。住家爸妈问她是不是因为怕病毒,她否认,“就是怕冷。”

黄依依手里有四张回国的机票,都是4月底5月初的。她在住家生活,上网课之余,一天不落地跟妈妈打电话,焦虑在电话里溢出来,妈妈在凌晨给她发消息,急得直哭。

高二的Penny也没有回家,妈妈担心路上有感染风险,让她“先待在那里不要回来了”。突然的慢节奏生活“好像是一种解放”,她“能看清楚慢下来的样子”和忽略的细节。她在辛辛那提,陪住家爸妈看了《我不是药神》,还在家门口发现了一棵先开花再有绿叶的树。

对于小留学生们,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初高中的课程设置意味着更局限的选择,他们的父母聚集在各个联络群里,正焦急地等待着。

而成年的留学生们,有的正努力奔跑在回家路上,也有的在疫情下,试图继续平静的生活。

以下是他们的口述。

▲图 / 视觉中国

“好时节里的我们,辜负了好春光”

阡陌 研一 英国南安普顿

1月23日,武汉突然封城的第一天,我看到一则航拍视频里,整个城市都是空荡荡的。

我在武汉大学读了四年书,视频里很多地方都是我去过的,当时只有一种感觉:这不是真的。随后武大英国校友会号召大家为武汉筹集物资,我也献了一点微薄之力。截至1月26日,校友会筹集了27215英镑,以及人民币11446.88元,前后运送4批物资支援武汉各个医院。

我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顿读书,一座只有30万人口的小城市。在这之后的两个月,英国病例开始不断上升,当地人开始惶恐。

3月13日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节课,平时300人的教室坐了不到30人。停课之后,学校又宣布后续课程以及论文相关指导都将以线上形式开展,并告知学生无需留在校区也可以完成学业。

虽然大家也有一些心理准备,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而言,这样结束了学业还是猝不及防,各种学生群里一阵慌乱,为回国做准备的留学生都在乱糟糟地甩卖东西。

我朋友紧急抢了一张3月18日的机票,4万元直飞浦东,前一天在群里跟大家告别。此前,这位“富少”囤了23卷手纸,这在当代可是相当“贵重”的东西。

在他临走前一天,我决定去要点口罩“救命”。他的洗手间里七扭八歪地堆着日常清洁用品,水槽也没来得及擦,灶台上还摆着一只煮完粉没有洗的锅,只有地上摊开的行李箱暗示了主人明天离去后可能就不会再返回。

他回忆起以往早晨7点天还没亮的时候,站在公交站台瑟瑟发抖地等公交车的时光,我安慰他以后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,然后我们都沉默了一下。

原本我也有机会回国,但是错过了最好的时机。既然回国很难,我开始转变心态屯点粮食,为在英国的居家隔离做好长期打算。

为了囤物资,我和室友需要早晨7点起床去超市买生鲜。最近超市队伍每天都会排很长,早晨9点之后货架就空空如也。一位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护士在一则视频里哭着说,自己从ICU结束了48小时的值班后,到超市已经没有果蔬可以买,她不知道如何保持自己的健康。

一次去超市的路上,我们还讨论会不会有鸡蛋——我的室友已经半个月没有买到了。

▲过往很多时候,超市货架上的鸡蛋都被抢购一空。图 / 受访者

进超市后,我们脑补了两排货架后的拐角处放鸡蛋的空位画面,结果居然看到了鸡蛋,室友激动地笑出声,赶紧搂了两打。

回去的路上,我们看到英国最大的老年人慈善机构已经关门,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一片狼藉,办公桌已经被撤走。去年11月份的时候,我还参加了他们的义卖,但如今,很多慈善组织在此次疫情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无法继续经营。

3月25日,我收到了家里寄的口罩。去公寓前台拿快递时,看到前台已经用胶纸贴了一层隔离线,我尽量不说话,给职员展示了我的ID,然后两人隔着胶纸用力递接。自此,我不再担心自己口罩短缺的问题。

居家隔离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我不得已被迫下厨。收到口罩那天,跟我爸视频通话,他说我前一天的卤牛肉太瘦,没筋又没肥肉,于是指导我做土豆炖牛腩,我手里的三个勺子分别舀哪个调料,舀多少量都被他详细指导一番。可生活也开始变得无所事事,我翻出没用完的身体乳,决定以后每天护肤,又加入了一个读书群,却毫无建树。

各地封城前,我还用一个周末自己去了法国鲁昂散心,一个人坐车前往港口,码头大厅空空荡荡,安检处的大屏幕还在放映新闻。顺利换票后坐摆渡车去甲板,车上疏疏落落十几位乘客,早上的云层低落,海水铅灰,有风呼啸而过。

那个周末天气很好,游客不多,大家也没有戴口罩,直到手机弹出英国确诊新增几例,法国宣布疫情已经进入第二阶段,我终于意识到,走到哪里,都是疫情。

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句台词,I suppose in the end, the whole of life becomes an act of letting go, but what always hurts the most is not taking a moment to say goodbye.(我想,到最后,整个生命都变成了一种放手的行为,但最让人心痛的是,没有花一点时间说再见。)这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,也是我的奇幻漂流。

还记得从同学家拿口罩回去的路上,光秃秃的枝丫也都已经挂上了粉嫩的花,又是一个如寻常美妙的春日。最近的英国融融暖阳,枝头新绿,下午的时候变成粉紫色的晚霞,只是好时节里的我们,辜负了好春光。

▲南安普顿的春天。图 / 受访者

“I look better with mask”

单玉洁 樊星雨 徐晨烨 刘奕伶

研一研二 荷兰

2月初,一个国内的朋友在荷兰坐火车的时候,对面座位的当地老妇人毫不掩饰地从头到脚打量他,还一直用手扇鼻子。他打了个喷嚏,尽管解释只是普通流感,那位老妇人依然在质问“你是不是从中国来的”,之后满脸嫌弃地抓起外套就走。

当时,欧洲疫情还没有大面积爆发,玉洁看着朋友和老妇人对话,有一种“想帮忙做点儿啥却又帮不上忙”的无力感。不知道是自己太卑微,还是他人太粗鲁,后来再坐火车她都不敢去人群里,怕自己的亚洲面孔给他人造成困扰。

在荷兰,街上戴口罩的都是亚洲人。东亚文化中,街上戴口罩很平常,预防感冒、防晒防风、过敏、或者仅仅是没化妆。而在欧洲,人们认为只有生重病或者遵医嘱的时候才会戴口罩,所以在路上遇到戴口罩的人,他们会本能地警惕、远离,甚至可能做出一些过激行为。

作为设计师,关于我们我们想着至少能设计点什么,来平衡中西方对于戴口罩的认知。口罩文化的差异,成为了我们设计的切入点:给欧洲人宣传亚洲的口罩文化,同时也告诉受到奇怪眼光的中国人,不要简单粗暴地把一切都归类为种族歧视。

于是,我们发起了“Mask On Street”这个设计项目。顾名思义,是想解决“街上戴口罩”的人受到不友好对待的问题。

在面向中国学生的问卷调研和在荷兰当地的社会实验之后,我们九位设计师——八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,还有一个来自丹麦的女孩,设计了宣传口罩文化的海报,以及一组能贴在口罩上面的贴纸。贴纸的内容是中国学生们戴口罩的原因,摘取自501份问卷回答:JUST FOR PRECAUTION, no big deal (就是为了预防生病,没啥大事);SUCH A STRONG WIND, isn't it… (风真大,你说是不是);NO MAKE-UP TODAY, see u tomorrow.(今儿没化妆,明儿见);还有空白的版本,供大家自己创作。

贴纸带来的效果让我们很开心——上课讨论、课间休息,或者就是走着走着,外国同学会突然停下来跟我们面面相觑,盯着我们的口罩,然后把贴纸上的字念出来。一个台湾姑娘在自己的贴纸上写下“I look better with mask(我戴口罩的时候更美)”,同组的荷兰小哥看到就笑了,还想帮她拍照。

贴纸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——聊各自的家乡,聊文化差异。少了因为戴或不戴口罩的尴尬,多了互相理解。

后来,我们的设计被翻译成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等等很多种语言,公众号后台收到在十几个国家的华人小伙伴几百条的感谢留言,有人说,“在国外有时没有安全感,但是看到这个小小的设计觉得很温暖、很贴心。”我们真的很感动,感觉被大家赋予了力量。

如今,荷兰疫情爆发,我们学校已经开始远程上课二十多天了。除了一起线上工作的队友和同一屋檐下的室友外,我们很少与外界交流。很多店都关了门,(学校所在的)代尔夫特小镇比以往要宁静一些。

我们的贴纸设计已经进行到了2.0版——马上要生产和纸胶带,给代尔夫特小镇的小伙伴。只是,现在荷兰的大街上,依然很少见到戴口罩的外国人。

▲MossX小队贴纸2.0和纸胶带版设计图。图 / 受访者

“2020年的打开方式有点不对”

菁菁 OPT阶段 美国波士顿

今年3月,是我本来决定要回国的日子。

去年,我完成了毕业作品,结束了四年的电影制作研究生生活,申请到了OPT(美国学生签证到期后为期一年的实习期),留在波士顿实习。

OPT签证6月末到期,我打算提早离职。这五年,爸妈还从来没有来过美国,连去年我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参加,我想今年带着爸妈在美国玩一圈,然后赶一波春招,在国内找工作。

巴黎4月本来还有一个电影节,我跟拍了两年的毕业作品好不容易入选。在我的设想里,我应该是要这个月带着我的纪录片从家奔向法国才对。

但现在,一切都停留在了“本来”。我无法出门去实习公司上班,电影节被叫停,爸妈的签证甚至没有预约成功。本来想回国过28岁生日,结果4月初回国的机票被取消,我彻底被“堵”这儿了。

从某一天开始,在公交和地铁上能明显地感觉到,有人从我旁边的门进来,看到我就会绕过。车厢很满,只有我这一排是空的。

那段时间,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。我关掉了朋友圈和微博,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建设支撑我去看有关疫情的东西。我记得一开始有公众号发“面对疫情下的心理问题如何自救”的文章,我顺手右划,把它放到了浮窗里。之前觉得这文章跟我没什么关系,没想到有一天,自己真的用上了。

看新闻特别难受,但国内的家和家人是个让我安心的存在。我家在内蒙,地广人稀,加上爸妈觉得当地防疫工作做得很好,所以他们特别有安全感。

后来美国疫情爆发,我妈的安全感也没了。她开始焦虑,叫我立刻订机票回国,恨不得每两个小时就问我一次。3月21号,我4月初的回国机票被取消,这是我在大面积停航的时候三千块钱抢到的,三天之后涨到了两万七。

不知道爸妈是不是不想在我面前表现得特别着急,他们的态度也就此变成了“既留之,则安之”。他们说,一生很难遇到这种情况,“这事扛过去了,之后很多事情也就能扛过去了。”他们分享家里的日常,炫耀说因为疫情在家锻炼身体,两个人的肚子都练下去了。最近我妈出门逛街试衣服,开心地发现穿上效果和以前不一样,还督促我在屋里多锻炼、强健肌肉。

我想爸妈,也想吃内蒙的各种肉、奶制品和我家的对夹锅包肉。上次回家是2017年,因为要拍毕业作品,在家只待了一周。三年后的现在,我在想,哪怕12月份、1月份,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回去,还能跟家里多待一会儿,多陪陪爸妈呢。

我现在挺怕的,怕病毒,更怕在波士顿真的病了,没有人管。我和三个室友合租一个house,其中一个依然每天出门上班。为了安全,我每天在自己大概十平方米的房间里“鸵鸟”,屋里的东西没有之前多——本来打算回国安顿,已经扔掉了一大部分。而原本准备打包的三个行李箱,被我又收回到储藏柜里。

房间内的移动小桌上放了个烧水壶和一个高压锅。最初几天掌握不好高压锅做一切的时间,蔬菜都快成泥了,但这几天我越来越熟练,还做了高压锅溏心蛋。

▲菁菁的“续命”厨房用具。图 / 受访者

我尽量减少使用公共区域的频率,出门进门有套严格的流程,出屋门一定会戴口罩,还置备了一个紫外线灯,每天洗漱前会拿到公用卫生间照15分钟,消消毒。屋门旁边的架子上专门清理出一排放酒精喷壶、塑料手套和纸巾。门后的衣架上,现在只挂了口罩和防水的风衣。

我偶尔去倒垃圾,在后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。这个地方离海近,能听到海鸥的声音。房间朝阳,两面墙上都有窗,有阳光的日子,还是挺美好的。

只是,看着美国确诊病例的数字,我真的觉得,2020的打开方式有点不对。

▲3月的波士顿机场,乘客稀少。图 / 网络

“回家的路好长”

姜杉 大二 美国波士顿

3月25号下午,我的航班终于降落在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。在机舱里,我发了条朋友圈:“回家的路好长”,配了三个哭脸。

那时候,我和北京的家之间,还有十四天在天津就地隔离的距离。

一开始我定了3月24号凌晨起飞,在香港转机回京的机票。结果23号早上醒来,香港机场通知停止转机服务,25号零点生效。我算了一下,如果正常起飞,我会在25号凌晨5点落地香港,差5个小时,刚好被卡住,没办法回家。

航班没显示取消,同航班的几个同学想去机场碰碰运气。那天波士顿下着大雨,我坐在宿舍楼看着五六个同学拖着箱子离开,一个半小时之后,又看他们拖着箱子回来。机场说,没有香港护照不能登机。

后来,我靠着票务代理和我爸临睡时给我转的五万块钱,买到了24号下午从纽约回国的机票。票务代理说,航班超售,要有座位一定要提前很久到。所以从波士顿坐车到纽约的路上我都很紧张,直到提前四个半小时到机场,换到登机牌的那一刻,才终于放心。

在机场的人防护都做得很好。口罩手套是标配,还有人戴着护目镜,穿着从头到脚的防护服。我只戴着口罩和手套,都感觉要窒息了,大冬天的出了一身汗。

登机时,看着身边全副武装的乘客,和拿着体温枪守在舱门前的机组人员,我恍惚觉得自己进入了个“战场”。

上飞机前,我吃了晕机药和褪黑素,起飞时倒头就睡。飞机上照常提供了餐食,认真吃飞机餐的人不多,大部分都靠偶尔吃零食补充体力。我带了小包装的能量棒,等周围人都睡了,才把口罩抬起来一点点,把能量棒塞进嘴里,迅速一口,再立刻戴好口罩。

一路上,每隔三个小时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乘客测体温。实在太热太闷太难受,很多人都摘了帽子脱了手套,但没人取下口罩。

十四个半小时的飞行极其漫长,没什么人说话,感觉整个机舱里的气氛是一半激动、一半紧张。既开心能回家,又紧张之后的未知。

飞机终于落地,我并没有长舒一口气。当我在机舱等待四个半小时后,又经历了下飞机,出机场,坐上大巴,向着隔离酒店出发的一系列动作后,我才确定,回家的奔波并没有结束。十四个半小时的飞行过去,而十四天隔离的煎熬刚刚开始。

隔离酒店烟味很大,生活用品之类的设施也不太全。在微信群里提问,也不太能得到解答。我有个朋友生理期,问领导有没有卫生巾,得到的答复是“没有,你要不明天再换”。

我开始大哭,这一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让我有点委屈和崩溃。但哭完也就好了,我的洗发水送到了,澡还是要洗,日子还是要过。

其实隔离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,只是一个人总归还是有点孤独的。房间太安静了,有时候我会故意打开音箱、打开电视,就为了有点儿声响。

见不到真实的人类,微信聊天、视频算是我与人交流的仅存方式。让我挺难过的是,在我试图表达这一路的委屈时,很多人指责我(不该回国)。他们之中,有我曾经同窗的初中同学,甚至非常好的朋友。

我期待的不是要大家来捍卫我的权利,也不是要每个人高喊“留学生欢迎回家”。我只是期待,当我向朋友们讲述我的处境时,当我们作为两个个体在交流时,可以得到多一些关怀,多一些比如“你现在怎么样”“你觉得怎么样”之类的问候。

只是这些都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只想在马路上撒丫子跑,回到北京,见到爸妈,和他们坐下来面对面聊天,然后吃一碗我爸做的西红柿鸡蛋手擀面。

▲纽约机场全副武装的乘客。图 / 受访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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